从无人问津处开题，向国计民生处深耕。半辈子治学育人，真问题里做学问。

2026年9月，学校首届“文华特别荣誉”授予王俊豪教授。他来自嵊州山村，务过农、做过泥水工，虚龄25岁才走进大学。多年后，他把一门空白学科做成了中国学问，被同行称为“王管制”，被学校尊为“文华学者”。

求真知育真人是科研的第一成果。文华之“文”，是经世之文；文华之“华”，是育人之华。 这份荣誉背后，站着一位学者怎样的情怀、担当、格局与使命？

从山村到高等学府：三次跨越，每一次都指向国家需要

王俊豪的求学之路，从浙江嵊州的一个小山村起步。初中毕业后，他务过农、做过泥水工、学过竹器制作，只能把夜晚留给书本。1980年，间断学业近十年的他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大学，杭州商学院录取了这位虚龄25岁的“高龄学生”。

1984年毕业留校任教，他主攻市场营销，教学质量公认一流。1992年，从未读过硕士的他，以本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南财经大学攻读博士；1995年，他跨过硕士学位，直接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。

真正的转折发生在英国。1996年，受中英友好奖学金资助，他在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。踏上英伦约一个月后，导师尼尔·凯教授推荐的几部政府管制经济学专著，改变了他的学术方向。

“我觉得我做的任何一个抉择，首先考虑的是国家需要。”当时中国基础设施产业市场化改革刚刚起步，政府管制经济学在国内几乎是一片空白。他毅然调整了研究方向。

在英国，他给自己定下每天必须完成三千字写作任务的规矩。归国前，英国导师捧着他的论文感慨：“看这个中国人，多么了不起！”此后，他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学术研究，并获英国伦敦城市大学荣誉博士。

没读过高中直接考入大学，跳过硕士直接攻读博士，在英国毅然转换专业——十几年间，王俊豪完成了三次跨越。每一次跨越看似是个人选择，实则都踩在国家改革的节拍上。

2001年，他来到浙江财经学院。“从那时候起，浙江财经学院就是我的家。”他做了3年副校长、11年校长。任职期间，学校先后以优异成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、获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，2013年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更名为浙江财经大学，2014年获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。几代浙财人的“大学之梦”，在他任上圆了。

一个人深耕一个方向，带起一个学科，贡献财经智慧——这便是文华学者之“大”。

从一本书到一门学科：“王管制”的三十年

他究竟是怎样把一门空白学科做成了中国学问？答案，藏在一个响当当的名号里——“王管制”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对电信、电力等垄断性产业实行两大改革：引进竞争机制，推行民营化。政府由此必须转变职能、建立新的管制体制，而相关的理论支持，当时在国内几乎是一片空白。

留学回国后，王俊豪把国外学到的理论与中国的管制现状结合起来，先后出版了《英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研究》《中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研究》等著作。2001年，他独著的《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——基本理论及其在政府管制实践中的应用》出版，这是我国系统研究政府管制经济学的第一本专著。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在为该书作序时写道：“它不仅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，而且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。”

2002年，该书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——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，这也是浙江省获得的首个孙冶方著作奖。这本著作至今已9次印刷，并由国际著名出版机构Routledge推出英文版。

担任校长期间，繁重的行政工作并未使他的学术研究止步。他主持撰写的《中国自然垄断经营产品管制价格形成机制研究》获“薛暮桥价格研究奖”；2007年主编的“十一五”国家级规划教材《管制经济学原理》出版。“从这之后，中国政府管制经济学学科框架基本形成了。”

2011年，学校在国内高校中率先设立“政府管制研究院”，一门新生的学科有了自己的“家”。

真正的学者，在国家改革进入深水区时，不躲、不绕、不退——敢碰垄断行业，敢进制度改革的硬骨头地带。

“一门学科有无生命力，关键是能否应用。”王俊豪受原信息产业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电力监管委员会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委托，主持完成“中国有线通信管制价格模型”“中国市政公用行业监管体制研究”等重大课题，并被聘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法》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——这是北京市以外唯一获聘的专家。2002年，他作为第一位中国学者，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邀请作学术报告。

他和团队为电信、电力、水务、燃气等公共基础设施产业提供了政策思路，主笔的咨询报告已获国家级和省部级领导批示60多项，出版20多部学术著作、发表论文160多篇。从水价、电价到通信资费，书房里的模型，最终化作民生里的温度。

一篇论文的价值，要看它离百姓有多近。他研究“管制”，却从不把学问锁在书斋里——市场讲效率，他守公平；别人追风口，他补阀门。

市场像一条河，管制不是筑坝拦水，而是修堤、引水、防涝、灌溉。王俊豪干了一辈子的事，就是为中国市场经济修一道“制度的河堤”。

2018年，他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“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与应用研究”立项，2022年同名著作出版，2023年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。2024年，他的《中国现代能源监管体系与监管政策研究》荣获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一等奖，实现了浙财在该奖项上一等奖零的突破。

谈及地方院校的科研之道，王俊豪反复强调“聚焦”：“普通院校做研究，要聚焦在某一个领域。”无论是申报课题，还是写论文、做研究、写专著，他始终聚焦在政府管制领域，服务国家战略需要。“聚焦与坚守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把学问越做越深。”

从英国经验到中国场景，从西方理论到自主知识体系——他不是照搬英美管制模式，而是建构“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”。国际视野，中国立场，这便是一位文华学者的眼界。

他的学生、复旦大学教授刘志阔说，老师对他最大的学术影响，一是持之以恒——“几十年如一日，从基础理论到监管政策，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善的理论框架”；二是与时俱进——“始终聚焦国家改革的最前沿”，研究成果转化为大量决策咨询报告，对国家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，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。”王俊豪正是沿着这条路，让政府管制经济学真正成为了一门中国自己的学问。

从“出成果”到“立体系”，他带领团队沉淀的，不只是一摞著作和批示，而是一套可以传承的自主知识体系。

一辈子只做一件事：讲台上的“人生教育课”

如何让科研成果更好转化为育人成效，他一直在践行。“我这一辈子只做一件事，就是教书育人。”这是王俊豪最常说的一句话。

从教四十多年来，他一直坚持为本科生授课不曾间断，已培养硕博研究生百余人，遍布海内外。每学期课程临近结束，他都要给学生上一堂“人生教育课”，教导大家要有理想、肯吃苦、多读书。他的试卷一般只有两道论述题和一道案例分析题，“想要考察学生的知识运用和创造能力，避免运气成分和死记硬背”。

在2006级博士生李云雁眼中，追随恩师多年，感受最深的是三个词：坚守、担当、精进。

所谓坚守，是老师从她入学起就再三叮嘱的“要围绕管制做研究，锚定特色，坚守本心”。二十多年来，研究院的师生写论文、报课题前，始终会问自己：如何和管制结合？

所谓担当，是老师身体力行的“科研要服务国家，服务需求”。2010年，一个水专项课题急需制度集成，老师当即组织材料北上汇报，深入调研，快速填补了国内监管制度研究的空白，为中国水务行业监管提供了“浙财智慧”。

所谓精进，是老师“极致严谨、追求卓越”。2025年，年近七旬的他率队申报教学成果奖，斩获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；申报教育部奖项时，面对颠覆性意见，他推倒重来，常常为一个措辞反复推敲。

在育人上，王俊豪还有自己的“秘方”：鼓励学生到实际部门挂职锻炼，找到书本知识与实际部门的联系。他自己在英国访学时，就实地访问了英国电信、电力、燃气、自来水等行业的管制机构——“理论学习与实务考察两相结合，有助于培养研究的直觉”。

他还常与学生分享：以“先利人后利己”为基本准则，做好学问先要做好人；刻苦与悟性好比研究进步的两个轮子，二者不可偏废。他鼓励学生参加“挑战杯”“知行浙江”等实践项目，亲自与学生一起赴外地调研、就地讨论、逐字修改材料、指导申报，推动学生把研究报告上升为论文、升级为批示，提升学生的资政能力。这背后，是他坚持真实践、研究真问题、钻研真学问的治学坚守。

担任校长期间，王俊豪常自称是学生的“老朋友”。他主动为学生提供助学岗位，定期自费资助在校研究生。他说：“教育是我们共同的事业，学校是我们共同的家园，学生都是我们的孩子。”

在他看来，做人的道理与做学问的道理是相通的：“做人一定要有目标。坚持下去，坚持、再坚持，加上非常坚强的毅力，一定能到达自己的目标。”这句话，他讲给学生，也讲给自己——从山村夜读的油灯下，一路走到了教书育人的讲台上。

七十未老，笔头仍热。文华学者的状态，不在领奖台，而在下一本书、下一届学生、下一份咨政报告里——不张扬、不焦躁、不躺平。

文华学者的样子

“在认真履行行政职务的同时，我始终没有忘记，自己是一名学者。”他说，“我始终认为，即便是地方普通学校，也完全可以产出高水平的成果。”

如今他年逾七旬，仍觉得自己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——继续建设好政府管制领域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。

他研究“管制”，却不被名利管制。

从山村夜读的油灯，到异国图书馆的灯光，再到今天的讲台与书案，他用半生行迹回答了那个问题：大学老师，应该是什么样子？

在浙财，答案不只写在王俊豪一个人的身上。文华学者是一面旗帜，它属于每一位把论文写在国家发展进程里、把学问做进学生生命中的老师——也终将，写在每一位被他们照亮的学生心里。